糊糊：“明英宗本人是偏爱北人，不喜南人，但也承认北人文雅不及南人。

    想要实行南北卷的明仁宗也说过，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。

    景泰二年的时候也有说法，江北之人文词质实，江南之人文词丰赡。

    明末顾炎武更是大开地图炮，说北人八股之外，一无所通者比比也。

    虽然现在明清八股文一直被骂，但不得不说在它树立起了一个科举的标杆。

    科举制度在元朝被玩坏了，一半的统治时间内被废除。

    开科总共才16次，取士1000多人，是自科举制度建立以来，取士最少的朝代，而且之中还存在徇私舞弊、种族歧视等众多问题，注定难以长久。

    元朝科举实行的时间短、规模小、录取人数少，元代官僚总数为人，通过科举入仕的人不足5%，汉族所占的人数更是少之又少。

    科举考试考场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蒙古、色目人的考场，一种是汉人、南人的考场，蒙古、色目人只考经义、对策两场，而汉人、南人还需要加试赋与杂文各一篇。

    蒙古、色目人面对的题目比较简单，汉人与南人面临的难度则像万人争过独木桥一般。

    如果蒙古、色目人愿意参加汉人、南人的科目，中选者加一等注校，而汉人、南人根本无权参加蒙古、色目人的科目考试。

    在二者的人口基数对比下，可以想象有多么不公平。

    而且汉人和南人冲过独木桥顺利入仕，他们的仕途起点与高等级的两族也不相同，中选后的蒙古、色目人一般就任六品官，汉人、南人则逆降一级，由此足见当时统治阶级对汉族人民的轻视。

    元朝的统治者不重视科举，明初就要重新立起规范，该怎么考怎么写。

    八股文的格式明明白白放在那里，应试教育从某种程度上拉平了教育资源的差距。

    北人学问不及南方，所以集体落榜是正常的？

    肯定不正常呀！

    前面几科都有北人中举，虽然不多，但是有。

    洪武三十年会试，一个北方人都没有上榜，不说是不是皇帝执政出现偏差，导致北方文气大降这种政治性问题。

    诋毁者都可以说一句，皇帝无道，北方一年比一年差。

    朱元璋眼里揉不得沙子，洪武四年第一次会试，就有下第举人谤毁考官的现象发生过。

    当时朱元璋认为这帮考生没考上，不反思自己，反而逞私忿谤毁考官，真是一点礼让廉耻都没有，并表示以后要还有这种事，就要出重拳。

    但洪武三十年的会试，朱元璋却派人复核，这种态度的变化足以说明当科录取情况确实不太正常。”

    刘彻：“难道真是集体舞弊？”

    糊糊：“科举有糊名誊抄之举，是否能断绝判卷不公？

    答案是不可能。

    只要是主观题，就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。是人就会有喜好和偏见，哪怕本人不自知。

    如果这种“主观”意见被排除后，仍然有相当大的操作空间。

    洪武时期只是规定了考试的文体‘略仿宋经义’，八股文是在永乐至景泰是八股文萌芽，天顺至弘治才是其成熟完备时期。

    南北文风迥异，阅卷者不一定知道考生具体是谁，但大概能猜出是南是北。

    以明初官员的组成，他们的阅卷偏好不言而喻。

    哪怕非专业的文学研究者，面对李白杜甫的冷门诗，大致也能区别出是谁写的。

    何况专业搞文学的阅卷官。

    北宋嘉佑二年有一场科举号称千年龙虎榜。

    主考官是文坛盟主欧阳修，副考官王珪，李清照的外祖父。阅卷老师是梅尧臣，都是北宋文坛的泰山北斗。

    这次科考全国共有四十万士子应考，但真正能得到进京参加会试资格的不过数千，最后通过殿试、金榜题名者仅388人。

    考生也是星光璀璨，唐宋八大家录取了三个，感谢此次科举对文学水平的认可。

    科举最主要的职能不是要评选出什么文豪之类人物，而是要为朝廷延揽治国理政之才。

    嘉佑二年这一科中，有九人后来位列宰执，亦有为朝廷开疆拓土的帅才。此科能在宋史中留下传记的共有二十四人之多。”

    王珪：我就只剩一个李清照外祖父的名头？

    其他人不禁想起嘉佑二年的进士名单，其他不说，苏轼兄弟就名列其上。

    但科举取士为的是他们的理政之能，不知哪九位能冒出头。

    糊糊：“这次科举有哪些大佬参加呢，苏轼兄弟不提，唐宋八大家他家占了三个。

    洛学的代表人物，程颢程颐兄弟，北宋理学家、教育家，理学的奠基者。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，世称程朱学派。

    他们挨的骂没朱熹那么多，可能因为身处早期，观念只是萌芽阶段，没那么激进。

    哥俩还有一个表叔张载也参加了考试，他是理学创始人之一，也是关学创始人。

    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道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

    横渠四句，振聋发聩。

    王韶是由文转武，为大宋开辟熙河、大破青唐吐蕃，最后执掌枢密的罕见帅才。

    还有往后的新党三大干将，曾布、吕惠卿、章惇。

    章惇是其中最有故事的人，因为他差点改变了北宋的历史。”

    苏轼想起旧友，“还能怎么改变？”变法吗。

    糊糊：“宋哲宗赵煦无子早逝，立谁为储就成为一件大事，人选只能从赵煦的兄弟里选。

    宋神宗有十四个儿子，但因为大宋皇室一贯来的传统，只有六个长大成人。

    向太后招来宰辅询问谁可立为皇帝，章惇厉声说：按礼法而言，同母胞弟简王当立。

    简王赵似排行十三，和赵煦是同母兄弟，他们的生母朱太后，这时候还活着。

    两宫并立，朱太后是生母，向太后嫡母，关系自然有些微妙。

    向太后挑明，我无子嗣，诸王都是神宗的庶子。

    意思就是不用管朱太后那一节。

    章惇复言：既然都是庶子，按长幼应立申王。

    申王赵佖排行第九，诸兄弟中最为年长。

    皇太后说：申王有疾病，不能立为帝。

    赵佖有眼疾，是个盲人。

    新党宰相掰腕子没掰过旧党的皇太后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

    向太后坚持立排行十一的端王赵佶为帝，也就是后来是宋徽宗。

    章惇气呼呼地反对，端王轻佻，不可以君天下！

    看到北宋后来的结局，只能说，宰相的眼光不是盖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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